安哥图/本刊记者大食
他背起了相机，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密切注意人们的生活，每逢看到心动的场景，就拍下来。多年以后，这些照片成了人们观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窗口
和我所认识到的摄影师一样，安哥——这位已经年至古稀的摄影师，也非常健谈。我们约的采访地点，是他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家，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的同事、摄影师大食已经到了。他们一边嘀咕，一边摆弄摄影器材，商讨如何为安哥拍摄。摄影师拍摄影师，这是饶有趣味的一刻。
甫见面，安哥就跟我们说：“年代的时候，天河这个地方的治安并不好，我当时在这里还被人打了。年，我有一次骑自行车回家，路过天河村牌坊，一辆摩托车冲出来，我们都急忙刹车，双方只是发生了轻微的碰撞，不料对方下车之后就打我。我手里拿着相机，而且知道这一带流氓多，就退。那人追上来，我把他踹倒在地，他把我绊倒，我们就打起来了。之后村里就冲出一些人，围着我来打……这件事后来是不了了之。现在的治安好多啦。”
我和大食还在讶异之中——如今的天河，早已是广州最繁华的地带——安哥已经转向了其他话题。他回忆起将近二十年之前初见大食时的情景：那时安哥在《城市画报》做兼职编辑，编稿子的时候认识了大食，当时的大食还是中学美术老师，拍了一群同学在业余时间到野外全副武装玩“野战”游戏的照片。
说到摄影这一老本行的时候，安哥喜欢讲细节，几乎不讲理论。他拿着一张青年人练拳击的照片告诉我，这是他刚当工人的时候拍的，那时的广州年轻人喜欢练两样东西——自由搏击、游泳，因为这些技能在偷渡时将会用得着。
在谈话中，我和大食都发觉安哥的记忆力很好，以至于大食问他：“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个略显天外飞仙的问题，安哥自然没有答出来。不过，他也回赠给大食一个天外飞仙的说法：“你看我屋里的天花板，是被我抽的烟熏黄的……”
安哥喜欢抽烟，在烟雾缭绕中，他把一件件细碎的往事拾起来。说到兴起的时候，他会马上离座，把实物翻出来给你看。聊天中，安哥的兴奋点在于那些普通人照片背后的故事。当谈论到照片与故事的时候，安哥提供的信息总会试图具体而微。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历史感。
安哥原名彭振戈，“安哥”是他的小名，其弟小名叫“安弟”。安哥的父亲彭光涵是马共归侨，建国后曾任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中央档案馆存有当时的原始文件，许多都是彭光涵所写。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派遣，骑自行车去找一家旗帜社缝制的。
后来，安哥的父母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海南劳改。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种种震荡中，安哥也随着大潮流一起飘荡——年，他到了西双版纳当知青，这一待就是七年。其后父母来到了广州，在侨务系统工作，安哥有了回城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年离开西双版纳时，“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甚至连行李都不要了，赶快找了朋友开的卡车，坐在车斗里装着的木材上，一路风尘地赶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农场给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
在广州，安哥做了车间工人，这份工作持续了四年，然后遇到了一个转折点：中新社广东分社恢复运转，这个机构又恰好与他父母所在的侨务系统有关联，于是在年，32岁的安哥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来到了中新社，成了一名摄影记者。
在国门打开、风气转换的年代初，安哥就已经有了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我看了马克·吕布（法国摄影师，是年后较早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的画册，他拍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那些都是我们的生活啊，但是他拍得特别自然、生动，完全真实。另外，刘香成（美籍华人，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在年出了一本书叫《毛以后的中国》，我觉得老外可以做，我当然也可以，所以一直希望用我的照片来反映一个时代。他是毛泽东以后的，我是邓小平时代的。邓小平起来以后，民心所向，连北大学生也打旗号说‘小平你好’，是不是？时代肯定是不一样了，而且开始搞改革开放了，窗口就在广东，而我又在广东。”
他背起了相机，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密切注意人们的生活，每逢看到心动的场景，就拍下来。多年以后，这些照片成了他的著作《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里的内容，亦是人们观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窗口。
高第街卖衣服的女孩
“入行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当时的报纸都是摆拍的，没什么真的。海外摄影师五六十年代来北京的时候，拍摄学生操着军人步伐的图像，那些都是我们的生活，但当时国内报纸看不到这些的。我们就开始争论新闻摄影的真和假，‘抓拍的才是真实，摆拍的是假的’，这些都在争论。年我办了个摄影展，名字叫《开放百态》，把照片摆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大家都可以来看，展了十天。当时全国很少人这样做。”
安哥阐述自己所理解的纪实摄影，“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陆续有了相机，看时代的变化就更真实。以前看时代的变化，要么是大楼、桥梁、工厂，要么就是领袖、模范、英雄，实际上从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酸甜苦辣的生活，才能反映这个时代。（发展）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甜甜蜜蜜的，一定是有矛盾的，这些就要从生活中去拍。这是我坚持的东西。一是对真实性的把握，另一个是对摄影语言的把握，更重要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反映时代的变化，包括矛盾。”
年，安哥与当时的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摄影师胡武功等人一起，策划了一个大型展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该展览由广东美术馆举办，共展出名摄影师的幅代表作，这些照片记录了当代中国民众的生活，该活动亦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其后这批照片悉数被广东美术馆收藏。
“年代在美国做了一个大型的综合摄影展，在摄影史上很有名，叫‘人类一家’，讲的是人性，他们是五百多张照片，我们是六百多张，要超过他们，哈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很轰动，在上海、北京都有展览。德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到上海看到这个展览，马上追到广东美术馆，好像是年世界杯的时候就在德国展览，沿着五个城市巡展了两年多。”
安哥说：“纪实摄影语言包括对光影构图的把握，还有对人物表情、衣食住行细节的把握……《中国人本》展出六百多张照片，全部摆出来看，会很累的。我大概分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生存’，就是有关生存、劳动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关系’，包括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欲求’，欲望追求，包括信仰；第四部分是‘时间’，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时代变化。”
年，广东开平，农家客厅门口有一只猪睡着了
在他家的墙壁上，贴着不少老照片，都是过往时代的生活场景，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孩在卖衣服，眼神羞怯。安哥说，“这张是年在广州高第街拍的。当时知青回城，很多都找不到工作，政府就允许他们在自家门口摆摊，但不能在其他地方摆。他们看到同学来，会躲回家里去，来了客人才站出来，因为在当时做个体户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然而两年以后，他们都发达啦！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里买服装，他们卖的那些服装，很多都是香港的亲戚朋友带过来的，甚至很多是旧服装，但当时在内地是特别时髦的。”
年，广东广州，高第街时装摊档的女老板怯生生地躲在档口下等待顾客
年是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摄相关的纪录片，其中一个剧组来到了广州，导演在报纸上看到这张名为“眼神”的老照片，就找到了安哥，“导演就说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能不能找到？我说可能很难了。他们要找，就开着车到高第街去。我跟那边的人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想找回这个小姑娘。然后就找了大概三四个人吧，让她们认照片，也认不出来。她们都胖乎乎的，戴着金项链、金耳环，就说：‘哎呀，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就是那样的眼神，也害怕政策再变，变成个体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挨批判……”
安哥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年代的深圳，那是一间歌舞厅，给年轻人跳迪斯科，开张之后引起了“自由化”的争论。他说，“然后那个歌舞厅白天开老人场，因为来的是退休干部，舞厅就关不了了，晚上就是年轻人来玩。”
年，广州市团委策划了“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选美。安哥全程记录这一场特别的活动。不料预赛完毕之后，赛事主办方受到了一些压力，尽管还能继续办，但国内的报纸不能宣传了。当时一些摄影师拍了照片，找不到发表的地方，也就不再保存这些资料。安哥供职的中新社由于是对海外发稿，不受影响，这令他在这一次的报道中出尽风头：前后有三十多家海外媒体采用他的照片三百多张次。
年，广东广州，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这是从好莱坞进口的第一部大片
多年以后，他在书里这样回忆那一次选美：“我觉得，老百姓从参加选美比赛的青年身上，包括他们的谈吐举止以及笑容和服饰，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信息，比首长们的大会发言和红头文件还多，而且还更亲切。”
年，广东广州，“青春美大赛”初赛在小学的教室里进行
“我很幸运”
安哥少年时期就喜欢摄影，并且注重保存底片，这一习惯跟他的家庭有关，“我父亲就把底片保存得特别好，小时候我们家的照片，底片就都留着。”
回顾过往的人生经历，他直言自己“很幸运”——这个词高频出现在他口中。觉得幸运的原因，有生活的改善：“以前当知青的时候，好的生产队一年能吃两三次猪肉就不错了。有些全是知青的生产队，根本种不出菜来，更没有油，就把一个小酒盅的猪油洒在菜汤里面，两百多人吃，非常寡淡。邓小平上台后就允许私人养猪。很快生产队每个月都能吃到猪肉，有人自己养猪，一半给生产队，一半自己留。”
安哥拿出了一些与猪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年的广东开平，一头猪睡在客厅里。那时风气初开，政府允许农户养猪，但每家只能养一头，“猪已经够肥了，不怎么走动，还挺干净的。当时一家只能养一只猪，养多了还批判，那时还没有真正放开。”
另一张照片则是一头母猪带着几只小猪在集市上“散步”。安哥解说照片背后的信息：“猪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金贵的。年，我到了广东海丰县的梅陇镇，那天正好赶上集市——那时候集市也刚刚放开，‘文革’时赶集都取消了，山里人没什么钱，买盐都得拿鸡蛋到集市换，所以集市一恢复，就很热闹。”
在80年代，有这么一个挣钱的职业：给猪配种。“年的时候，我去五华县（在广东梅州），突然听到村子里放鞭炮，就跟着声音过去了，原来是新盖的房子落成了，主人请乡亲们做客。我们就进去采访。原来这是远近闻名的配猪种的人家，他当过兵，祖业是配猪种的，不会种地，退伍以后特别穷，老婆孩子都回娘家去了。改革开放以后，配猪种的就特别金贵了，他就先富起来了，盖了新房，笑得见牙不见眼。我还有一张照片是：在乡下的公路边，有人赶着一头公猪去配种。在年，已经基本放开了，那户人家不光有公猪，也卖小猪，别人也可以直接买他的小猪去养。”
年，广东五华，贫困山区里的这户农民靠配猪种的生意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家
做摄影记者多年，安哥奔走于全国各地，除了拍下大量的照片，还结识了许多同行朋友。在从业过程中，他不评职称，退休时还是科级职员。本职工作之外，他时常策划组织一些摄影师的活动。年，安哥牵头在广州组织了一个“96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他邀请到海内外八十多位摄影师来广州进行交流。安哥说，这一次聚会，“全国影响很大，圈内人把它叫‘南会’。大家放了三天幻灯进行讨论、交流。原来我们准备三天吃盒饭的，结果三餐都有酒有肉，就是各个报社都来请这些摄影记者吃饭。”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广东报业正在酝酿进行市场化改革，报纸要扩版，对新闻图片的需求增加，于是报社方面广泛与摄影师建立联系。安哥笑说，那一次，摄影师喝到了媒体改革的“头啖汤”。
年，广东广州，搬屋工人在宿舍看电视
其后就是媒体变革的切实到来，安哥参与了其中。年，《城市画报》创刊，安哥过去做兼职编辑，当时的待遇令他至今惊呼：“一去就块一个月，然后拍照片还会有稿费。我当时在中新社一个月的工资就一两千块钱，已经够打理生活了。”
在那一股报业改革浪潮中，安哥遇到了一大批进入新闻行业的大学生，“我没有上过大学，当年我们就算考大学，也没有教新闻摄影。后来大学生来了以后，不论是做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的，大家的沟通特别好，一块干活很开心。有些同学告诉我，他们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我的照片，所以来了以后觉得挺亲切的。从他们那里，我也了解到更多，包括版面设计、他们对世界上那些摄影大师的看法，也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广东报业的文化氛围太好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领先的，很多版式甚至一些报道的题材，都是从广东扩散到内地。”
已经退休多年的安哥，如今还经常在家整理一些旧照片。他拿出一本照片册子，一边翻一边说，“你看这些照片，我随时都能说出它的时间、地点。这几百张作品里面，每一张都有故事，而且每一张我都能记得。我很庆幸能做摄影记者，（这个职业）选得很对，总能给我带来各种乐趣。”
本刊记者邹金灿实习记者陈祺
编辑郑廷鑫rwzkwe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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