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客家博物馆，有一幅客家人五次大迁徙的地图，那些代表着客家人迁徙的密集线路，也正是雁一年一度的迁徙之路。我想为雁南飞茶园度假村命名之人一定有着浓郁深重的客家人情结。
登上有“粤东群山之祖”的阴那山俯瞰，群峰竞秀，河网密布，原始次生林区就像质地很好的碧毯，苫盖着峰峦沟壑，山下有村落，掩映在苍翠草木中，古色古香，山坡沟壑间的田地因种植农经作物不同而色彩缤纷。空气清醇，好风如水，确是一个天然大氧吧。倘若从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的角度来讲，不可否认，在当今世界，山环水绕的梅州你完全可以说成是桃花源。“休闲到梅州，享受慢生活”，这个让梅州声名远播著名的广告词绝不是吹牛。但是，在一千多年前，对于自千万里流亡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梅州并不是理想之地，在这原始蛮荒千山万壑中垦荒谋生是何等的艰难。梅州旧称嘉应州，《嘉应州志》这样记载：“嘉应其地独多山，周罗森列者不尽可名也。若夫发脉雄远，环卫重叠，多灵异之境……”而从地图册对梅州的描述，我们得知，整个梅州掩映于大片海拔米左右的低山坡地中，而在梅州的四周，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多达多座，河流有53条。“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梅州绝不是讨生活的好地方。然而，不选择梅州又选择何处呢？客家人一路走来，寻觅着落脚之处，平原沃野已有人居住，他们只能选择尚未开垦的蛮荒山野，故说“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那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立家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开拓进取”是被媒体用滥了的一个词，我倒觉得用在客家人身上是那样的贴切，那样的准确。客家先民带着先进的农耕种植技术挺进蛮荒地带，伐木垦荒，刀耕火耨，造田筑坝，修渠引水，战天斗地，驱兽逐禽，把低缓的坡地开垦成井田、梯田，把中原的农作物种撒进这片蛮荒而肥沃的土地，创造了蓬勃的农耕文明。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建围龙，立集市，为偏僻荒蛮之地带来了中原文明。客家人在梅州的发展相比赣南、闽西要晚，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梅州地区仍以畲瑶为主，客家不过三百余户。但过了不到一百年，客家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强势推动梅州地区调整发展，梅州快速崛起，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客家人在梅州地区已经“反客为主”，与惠州、赣州、汀州并称“客家四州”。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进入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梅州，以梅州为家，脚踏实地，苦心经营，最终形成相对成熟、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梅州也成为客家文化的代表区域，而被全世界客家人公认的纯正客家话正是以梅县话为标准音的。这就让梅州在客家人的迁移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到明清时期，梅州已是“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民国《大埔县志》），客家人再次走上了迁徙之路，“走上川，越重洋，离了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既为游子，比比皆是。”（民国《大埔县志》）梅州又成了客家人衍播四海的出发地。或许我们可以用一句写在世界地图两侧的话来概括客家人的胸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因此还有一种说法：“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就有客家人。”“未及成童，既为游子”读来凄神寒骨，然而，走出围龙屋的客家人这一迁徙走出了大境界大气象。在海外，客家人在各个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亚太地区出现的“四小龙”的龙头，多是客家人及其后裔，历史为我们列举包括李光耀、李显龙、他信、英拉等一长串的名字。而梅州作为全世界多数客家人的祖籍地和精神家园，被尊为“世界客都”，实至名归。（四）梅州最繁盛的景致是遍布城乡的客家围龙屋、土围楼、名人故居、古老学宫，尤以与北京“四合院”、陕北“窑洞”、广西“橄榄屋”、云南“一颗印”并称“中国五大特色民居”的围龙屋为最多，现存总数达两万余座。在梅州城区四十平方公里以内，围龙屋就多达几百座。在梅州穿行，围龙屋时隐时现。围龙屋的诞生与客家人“客”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客”是与“主”相对而言的，客家人既是逃难者，也是“入侵者”。当客家人迁徙中选定一个地方，对于原住民来讲就是入侵，因此客家人除了战天斗地，驱赶野兽，还要与原住民抗争。客家人的迁徙多是一个家族或同姓的几代兄弟叔侄乃至一个村落几姓乡亲一起迁徙。于是客家人采用从“老家”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建筑工艺，结合当地地形风水，创造了集安全性、防御性、聚族性于一体的封闭式围龙屋。因此远观围龙屋，无论圆形还是方形，都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围龙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左右两厢俗称横屋，横屋尽头筑起围墙形的屋，正中一间称“龙厅”，“围龙”屋之名由此而生。屋后山头林木称“龙衣”，严禁砍伐，这使得围龙屋总是掩映在万绿丛中。“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崇先报本是客家人的精神支柱，因此围屋的“心脏”是祖宗祠堂，安放祖宗牌位，客家人在这里拜祭祖宗，同时温习传统礼制、伦理观念，承袭宗法传统、儒家文化，选举族长，制订族规，编修族谱，募集族产，兴办义学，调解裁决族内外纠纷，从而使得客家人在宗族庇佑和组织中繁衍壮大。
我们专程看了几座围龙屋。穿行在围龙屋中，就是穿行在客家文化精神的内里，你能感受到强烈的宗族文化传承，触目尽是这样的联语：汾阳堂：汾阳世德，刺史家声；百忍堂：两铭世德，百忍家声；至德堂：廷陵世德，渤海家声；颍川堂：东山世德，颍水家声；世彩堂：三洲世德，万石家声……除了表明自己祖籍所在，这频繁出现“世德”和“家声”两个词，表达着一种传承、坚守。而在客家人殡葬风俗中有取骸改葬习俗，他们把先辈的骨骸装进陶制“金甖”、“金盎”，以便随时可以背走，让祖辈能落叶归根。
一座围龙屋就是一个宗族社会群体生活的载体。位于五华县水寨镇坝美村的鑑公祠是梅州乃至广东迄今发现的最大围龙屋，为周家七世开基祖屋，始建于明朝初年(年)，占地面积达3.5万平方米，现存房间间，六横六围，六条天街，第六层天街长达近米。正门两旁的两口古井保留完好，水质甘甜，目前依然有20户村民居住其中。想象其鼎盛时期，该有数千宗亲于此共同生活，那就是一个小城镇。
围龙屋内一切都保留了“老家”的模样。这也就不难理解客家人最重要的标识之一、被誉为唐宋中原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人母语——客家话，经历了数千年数万公里的漫长的迁徙未被同化演变，依然保留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古汉语音韵和书面用语，自成一体。“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黄遵宪诗）徐旭曾《丰湖杂记》中有一段描述：“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有道是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客家有话“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数千年迁徙中，客家人与原住民实现了各种融合，惟有语言风骨长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客家民歌堪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从一个逃难、流亡不断迁徙的群体，到最终形成一个优秀的民族（民系），文化的维系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围龙屋具有志书一样的意义，存资政、存史、教化之功能。
围龙屋围出了客家人精诚团结、高度统一的精神内核，是构建庞大的宗族群体、宗族组织不可替代的精神的孵化器。“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言之，犹较缙为易人，故余先从联络会党人入手。”这是孙中山先生在踏上救国之路后的感慨。不可否认，在孙中山革命的背后，我们看到太多客家人的背影，其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如廖仲恺、邹鲁等等。获孙中山颁“一等嘉禾勋章”的姚德胜就是梅州平远人，旅居马来西亚后，开采锡矿一举成为富商，他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筹汇7万银元。
在客家人迁徙的历史上，我觉得有一个人不可不提，他就是唐昭宗时代工部侍郎黄峭娶三妻，共生二十一子，子孙众多。唐末五代更变之际，社会动乱，兵祸连绵，考虑到“多男多惧”，聚不如散，于是黄峭只留三妻位膝下各长子侍奉，其余一十八支与侄共子29人分散到闽粤赣各地，以避不测之祸。据《峭公行录》记载，当时诸子舍不得远离年迈双亲，说：“吾父日暮桑榆，儿等方惴焉滋生惧虑，不能及时爱日，而反抛垂白之高堂，远处他乡，多男何益？”峭公的劝导意味深长：“谁云散不如聚，而共恋此一方为？尔不闻‘燕雀怡堂而殆，鹪鹩巢林而安’，尔等诚有孝心，虽分居别处，何异以在乎？”临别诸子，峭公吟诗一首，为各地子孙相亲证据，世称“遣子诗”，俗称“认宗诗”，这就是在客家人中广为流传近乎妇孺皆知的“外八句”：
信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外境犹吾境，久住他乡即旧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根深叶茂同庥庆，三七男儿总炽昌。我觉得因为这首遣子诗，峭公在客家人的历史上有着教父的意义。因此，客家人的迁徙自唐宋以后，已经不是单纯的逃难、流亡，而是一种开疆拓土的迁徙。
客家人的“硬颈”精神一度被人们误解为“硬脖子不会转弯”，引申为桀骜不驯。一些客家学者千方百计搜罗一些新词汇，试图用“硬程”、“硬耿”来替代。我倒觉得表述客家人的风骨，“硬颈”十分准确，执着、忠诚、不妥协，不屈服，不怕死，“任从胜地立纲常”，这首诗首先为客家人立了纲常。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纲常沦丧，那就重振纲常，走革命之路，所以，客家人殉道的志士仁人多不胜数。故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人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称“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自信与自傲的独特气质……翻阅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与客家人无关……可以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
（五）在梅州见的又一多便是石楣杆。石楣杆像什么？像华表，只不过它不是立在天安门，而是立在客家人家祖屋或祠堂前。可以说它是一个家族的华表。石楣杆有“石笔”之誉，一笔擎天，其意深重。秀才、贡生、举人、进士，凡考取功名者，不管是哪家的阿郎，皆被视为全村、本宗族的荣耀，都可在祠堂或祖屋竖楣杆以显功名，光宗耀祖，激励后世。石楣杆材取花岗石，雕凿成方形或圆锥状高约15米石柱，柱上雕刻的多是“龙凤呈祥”“刘海戏蟾”“双龙盘柱”“鱼跃龙门”等传统图案，楣杆镶嵌在两块长方体石柱中间，方体石柱分别刻着博取功名者的姓名与时间。一个宗族、家族考取功名的人越多，祠堂祖屋门口竖立的楣杆也就越多。石楣杆作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象征，彰显着客家人耕读为本的家传。在梅州院士广场，三根直插云霄的石楣杆是梅州的一个特殊标志。三根石楣杆分别雕刻有莲花、蛟龙、鲤鱼图案，据介绍，莲花象征客家人纯洁向上，蛟龙象征客家人自强不息，鲤鱼象征客家人才辈出的意义。读书改变命运，自古而然。漫长的迁徙之路，餐风宿露，披星戴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客家人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读书上，再穷再苦也要供子女读书，晴耕雨读，耕读传家，诗书济世。“茅寮出状元”，既是愿望，也是激励，期望有朝一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想来那琅琅书声，最能消解阿爸一天的劳顿。梅州的史书中关于读书的记载很多：“梅人无殖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不肯辍业。”在梅州民间关于读书的童谣、谚语、格言也很多，“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唔读书，无老婆”，“有子不读书，长大会变猪”，“入个学堂四方方，搬条凳子读文章”、“爷娘买条大手巾，喊我日日要洗身，身体健康精神好，读起书来会入心”、“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束修莫怕娘难奉，还有棉纱去卖钱”……走进大大小小的围龙屋，都可以看到与“文德堂”上那副“遵祖宗二字格言曰勤曰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意思贴近的对联。梅州美食中有一“三及第汤”。科举殿试头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及第。清朝状元林召棠用猪瘦肉以及猪肝、猪小肠两种猪内脏比作三及第，客家人将三及第配以枸杞叶、咸菜等辅料，再加上酒糟，就成了闻名的三及第汤。在梅州的民间传说中，与读书有关的故事同样很多，“借书种”的传说流传甚广。百侯是大埔县的三大古镇之一，为地方人文中心。说是清代乾隆年间，饶平县石井村有一位姓刘的财主，为“借书种”特地来百侯寻娶媳妇。有人介绍翰林杨黼时最小女儿满姑未嫁，于是刘财主找上门去说亲。杨黼时不愿小女嫁到较远的饶平，但出于礼节不便拒绝，于是出了一个难题，要求刘财主第二天准备箕甜粄。却说这刘财主回程时，一路布置农家为其蒸煮。据说当晚石井村中碓声不绝。第二天，刘财主将箕甜粄奉上，杨黼时无言，又见刘财主的儿子长相端庄，谈吐得体，应了此门婚事。满姑嫁到饶平石井刘家后生下两儿，就一个取名桃，一个取名李。后来兄弟俩同中举人，轰动一时。当地人认为这是百侯的“书种”传过来的结果。梅州兴学之风始于宋朝，许多“社学”、“文学”、“书院”迄今用逾千载。史载梅州第一间书院就是北宋初年谏官刘元城谪居梅州时创办。至清代中期，蒙馆、社学、义学、书院数以千计。在雍正十年即公元年以前梅州为程乡县，雍正十一年设嘉应州，其中有这样一条理由：“程乡一县，蒙圣朝德教罩敷，文风极盛。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地罕出其右。”据清嘉庆二十年嘉应州户口统计，州属五县共二万八千一百户，人口不足二十万，而“每年应童子试者不下万余人”，读书人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乾隆、嘉庆年间，科第中式为全省之冠，多次出现“五科连解”（广东乡试接连五科第一名均为嘉应州人）“一科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三代三翰院”罕见现象。据统计，自唐至清光绪一千多年间，梅州出进士人，选翰林院学士33人，举人人，解元15人，廪生、贡生、秀才人。晚晴以来，梅州出了名大学校长（书记）、名将军、29名两院院士，不能不说人才济济。
到了近代，梅州教育已引起国内外的鍖椾含鐧界櫆椋庡幓鍝鍖婚櫌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摢瀹跺尰闄㈡潈濞?